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何花錢

紐約，10月底的一個早晨，羅伯特·芒德爾（RobertAlexander Mundell）坐在他那既時髦又雜亂的曼哈頓公寓裏。那魔幻般的時刻已經是幾周以前的事了：置身於神話一樣的盛況之中，他將接受瑞典國王所授予的沉甸甸的的金質獎章，上麵刻著諾貝爾的側麵像。

　　孟德爾先生67歲，是個長著火紅臉龐的加拿大出生的經濟學家，其理念為歐元（歐洲貨幣）的流通鋪平了道路，已經決定將如何花費這近100萬美元的獎金：修繕他托斯卡納式的豪宅和給兩歲的兒子尼古拉斯買一匹矮種馬。他還決定將獎金以歐元形式轉入他的帳戶，因為他認為盡管歐元*近疲軟，但歐元對美元比價必然要上揚。但是，這位裏根總統時期曾是供方稅**的智囊**顯然忽略了一個細節。“你的意思是……”，他問道，一絲不滿顯露在眉宇之間，“這是要繳稅的？”

　　從沒有人拒絕這個繼原來五個諾貝爾獎項之後於1968年增設的經濟獎。隨著人們對經濟學在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作用認識的不斷加深，諾貝爾經濟學獎聲威日著。這個獎對於獲獎人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他們被導向新的機遇，諸如財務的、職業的和個人生活方麵的，同時也有新的風險。正如1976年獲獎的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fredman）所表述的“令你忘乎所以誇誇其談的那種誘惑幾乎是不可抗拒的”。

　　接下來就是錢的問題。使諾貝爾獎如此重要的並非單是其獎金總額，總額是變化，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足以使獲獎者辭去工作，這也許正是諾貝爾生前所希望的。其實這個獎更像一個電影劇本作者的一個片約或是中層經理的一堆期權股票，但是任何一種這類意外的收益很少能大到足以使“我應怎樣去花它？”這樣的問題值得一提。

　　對經濟學獎得主的訪談表明，他們所有的才智在謹慎理財方麵與平常百姓比起來似乎不相上下。令人吃驚的是幾乎沒有人把自己的獎金投到華爾街，他們明顯地認同因發明了投入—產出分析法而獲1973年諾貝爾經濟獎的華西裏·裏昂惕夫（WassilyLeontief）的觀點：“我喜歡在思想上探索，不喜歡在**上投機。”　　某些獲獎人把這意外收益用來給家人和朋友買機票到斯德哥爾摩共享慶典，另一些人則購買房地產，如弗裏德曼，買了位於舊金山的一所公寓。令人驚奇的是許多人把錢給他們的孩子們或是捐錢而成為慈善的捐助者。有些獲獎人則購買時間去追求所熱愛的公眾事業或是開始一項新的研究曆程，盡管他們收到獎金時的平均年齡已是69歲。

　　還有一些不同的例子是獲獎人沒有得到全額，有1／3以上的獎項是被一個或兩個共同獲獎人共享的。像那些科學獎一樣，總額被分給每個獲獎的人，其價值隨諾貝爾基金投資證券的行情運氣而變化。　　在80年代末期諾貝爾獎變得很豐厚，這應感謝斯德哥爾摩的“牛市”行情和巨大的房地產交易利潤。芒德爾獲得了790萬克朗（＄923，500），這是80年代中期一般獎金的兩倍。

　　正如芒德爾先生所發現的，美國政府*近成為諾貝爾基金投資成果*大的受益者。自從1986年國會修改了稅法以來，美國政府平等對待各種收入，不管來源，獎金和其他收入一樣要交稅。從1987年的獲獎者羅伯特·索洛（RobertSolow）開始，美國獲獎者將不得不繳納獎金的50％給城市、州和聯邦政府。

　　頒發獎金的時機也會引起意想不到的結果，如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LucasJr．），理性預期理論的創立者，1995年遇到的情況。當他1989年與妻子協商他們的離婚協議時，他的妻子麗塔，認為丈夫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極大以至於讓她的律師在離婚協議上**一句話規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獲獎，“妻子將分得諾貝爾獎的50％”。獎金到達之後幾天，盧卡斯先生激動地收進了稅後約30萬美元而不是60萬，但他若在下一年獲獎則可得到60萬美元。“有協議就按協議辦”，盧卡斯後來說，如果不加上那個本應全力抵製的條款，他還不會確信這麽快就能獲獎。但是在芝加哥大學執教的盧卡斯現在對此事很理智，“她得到了那整所房子”，他*近說，“得到一半獎金總比什麽都沒有強”。他說他把得到的獎金放進了養老金賬戶，並且對此或多或少地淡忘了。

　　持相反的觀點的是1985年因儲蓄和金融市場理論而獲獎的弗蘭克·默迪利阿尼（FrancoModigliani），他現在退休了，住在麻省劍橋，他說他擁有雄厚財富的一個原因是在於免稅的＄225，000獎金，主要投資於股票指數基金，被他所稱的“股市泡沫”翻了許多倍。他拒絕說出他的股票現在的價值，但他說他把每天管理那些證券的工作交給了一個專業人員。現在他仍不敢對未來前途掉以輕心。在1987年以前，股市大跌，87年又跌，他在懷疑股市泡沫破裂時采取了行動。運用確保獲利的買賣期權股票相結合的方法，他買進了所謂“控製”（collar），產生的效果就像他賣出了所有的東西，但不負擔巨大的所得稅一樣。他說：“其代價是你把你自己擠出市場之外。”

　　當然，無法評價他退出市場是否正確。但當獲獎者隨著他們自己的投資本能行事時，結果往往比預期的差。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由於對經濟史的貢獻和羅伯特·佛格爾（RobertFogel）共同獲得1993年諾貝爾獎。佛格爾認為當時的股指太高——道瓊斯指數在3700點左右，因此，他們用獎金買了市政免稅債券。“這個舉動顯示了經濟學家對投資的一無所知”，諾思事後回憶道。道瓊斯指數在隨後的一個月又爬升到了11000點以上。

　　突然變動的匯市也使獲獎者們大吃苦頭。在新聞媒體報道獎金數額的時候通常用美元，但實際發放時卻是瑞典克朗。如果克朗在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貶值，那麽獲獎者所得的數額將會小得多。芝加哥大學的加裏·貝克爾（GaryBecker），把經濟理論用於人類行為包括種族歧視和犯罪這樣廣泛的領域，從而獲得了1992年的諾貝爾獎。他說曾想把克朗換成美元以防備突然的匯率波動，但是沒有花時間去做，兩個星期後他接到一個從斯德哥爾摩打來的電話，匯市危機在瑞士爆發了。他的120萬美元獎金在10月中下降了25％，變成大約90萬美元。“我在*初的兩個星期被這種投圈套物的遊戲搞得疲憊不堪”，貝克爾沮喪地說，“為此我吃了不少苦頭。”

　　羅伯特·默頓（RobertMerton），兩年前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吃了華爾街股市變化的苦頭，不過方式不同。他和費歇爾·布萊克（FisherBlack）、邁倫·斯科爾斯（MyronScholes）共同開發的關於確定期權股未來價值的方法對經濟學的影響很大，經濟學中沒有幾個其它的貢獻能與其相比。他們幫助培育了一個700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市場。在華爾街做了多年顧問工作之後，默頓在1993年成為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的合夥人之前就積攢了相當可觀的個人財富。長期資本管理基金是由約翰·麥裏威則爾（JohnMeriwether）建立的索羅門（Salomon）兄弟公司更名而成的。默頓在和斯科爾斯平分獎金及交完稅後淨得25萬美元。他把大部分錢都用來請親朋到斯德哥爾摩來分享他輝煌的時刻。那是一段輕鬆的日子。然而，一年以後長期資本管理基金資金劇減，報紙上一度奉承為“正確的選擇”的標題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胡亂湊合的學問家”、“諾貝爾獎得主們的教導也證明了他們一事無成”。“那非常痛苦，”默頓回憶道，“25年來這些思想在全世界被應用——用於股票交易、財產管理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如果媒體要是問‘你是否還用這些方法？’答案還將是肯定的。”“我將永遠不會真正從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的挫折中恢複過來”，他說。去年6月從長期資本管理基金退休了的默頓從未辭去他在哈佛全職的教學職務。現在他是摩根公司的專業顧問。

　　阿瑪提亞·森（AmartyaSen）作為**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亞洲人，1998年的諾貝爾獎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森用他一生的時間頻繁地穿梭於他的祖國印度和英國、美國之間。他是劍橋大學三一（Trinity）學院**個非不列顛人的院長，同時還是哈佛大學哲學和經濟學榮譽教授。“關於印度的不平等和嚴重忽視教育的現象我已寫了40年”，森先生說，他因為在社會福利經濟學，包括饑餓、貧困、人權等方麵的貢獻而得到諾貝爾委員會表彰。“現在我有了更多的發言權”。他的言論在亞洲得到了承認，已被人們崇拜為神人。上萬人湧到加爾各答體育場慶祝他的獲獎。許多新生兒都起名為Amartya（寓意流芳百世）。亞洲的***都迫切要與他見麵，包括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他認為森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獎金促成了西孟加拉財政官員承諾建立8000所小學。他一生都渴望去改變世界上窮人的現狀，他目睹了1949年孟加拉饑荒。他決定用獲得的94萬美元獎金中的40萬美元建立兩個信托基金，一個在印度，另一個在孟加拉。他以少年時代以後的家鄉普拉提奇（Pratichi）給信托基金命名，其旨在掃除文盲和愚昧，建立改善基本健康保障體係，特別防止危害婦女尤其是少女健康的情況。“有錢是很好”，森先生說，“但如果我有更多的錢，我不認為我會生活得更好，倘若我再得到大獎，我將全部投入到信托基金中去。”

紐約，10月底的一個早晨，羅伯特·芒德爾（RobertAlexander Mundell）坐在他那既時髦又雜亂的曼哈頓公寓裏。那魔幻般的時刻已經是幾周以前的事了：置身於神話一樣的盛況之中，他將接受瑞典國王所授予的沉甸甸的的金質獎章，上麵刻著諾貝爾的側麵像。

　　孟德爾先生67歲，是個長著火紅臉龐的加拿大出生的經濟學家，其理念為歐元（歐洲貨幣）的流通鋪平了道路，已經決定將如何花費這近100萬美元的獎金：修繕他托斯卡納式的豪宅和給兩歲的兒子尼古拉斯買一匹矮種馬。他還決定將獎金以歐元形式轉入他的帳戶，因為他認為盡管歐元*近疲軟，但歐元對美元比價必然要上揚。但是，這位裏根總統時期曾是供方稅**的智囊**顯然忽略了一個細節。“你的意思是……”，他問道，一絲不滿顯露在眉宇之間，“這是要繳稅的？”

　　從沒有人拒絕這個繼原來五個諾貝爾獎項之後於1968年增設的經濟獎。隨著人們對經濟學在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作用認識的不斷加深，諾貝爾經濟學獎聲威日著。這個獎對於獲獎人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他們被導向新的機遇，諸如財務的、職業的和個人生活方麵的，同時也有新的風險。正如1976年獲獎的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Fredman）所表述的“令你忘乎所以誇誇其談的那種誘惑幾乎是不可抗拒的”。

　　接下來就是錢的問題。使諾貝爾獎如此重要的並非單是其獎金總額，總額是變化，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足以使獲獎者辭去工作，這也許正是諾貝爾生前所希望的。其實這個獎更像一個電影劇本作者的一個片約或是中層經理的一堆期權股票，但是任何一種這類意外的收益很少能大到足以使“我應怎樣去花它？”這樣的問題值得一提。

　　對經濟學獎得主的訪談表明，他們所有的才智在謹慎理財方麵與平常百姓比起來似乎不相上下。令人吃驚的是幾乎沒有人把自己的獎金投到華爾街，他們明顯地認同因發明了投入—產出分析法而獲1973年諾貝爾經濟獎的華西裏·裏昂惕夫（WassilyLeontief）的觀點：“我喜歡在思想上探索，不喜歡在**上投機。”　　某些獲獎人把這意外收益用來給家人和朋友買機票到斯德哥爾摩共享慶典，另一些人則購買房地產，如弗裏德曼，買了位於舊金山的一所公寓。令人驚奇的是許多人把錢給他們的孩子們或是捐錢而成為慈善的捐助者。有些獲獎人則購買時間去追求所熱愛的公眾事業或是開始一項新的研究曆程，盡管他們收到獎金時的平均年齡已是69歲。

　　還有一些不同的例子是獲獎人沒有得到全額，有1／3以上的獎項是被一個或兩個共同獲獎人共享的。像那些科學獎一樣，總額被分給每個獲獎的人，其價值隨諾貝爾基金投資證券的行情運氣而變化。　　在80年代末期諾貝爾獎變得很豐厚，這應感謝斯德哥爾摩的“牛市”行情和巨大的房地產交易利潤。芒德爾獲得了790萬克朗（＄923，500），這是80年代中期一般獎金的兩倍。

　　正如芒德爾先生所發現的，美國政府*近成為諾貝爾基金投資成果*大的受益者。自從1986年國會修改了稅法以來，美國政府平等對待各種收入，不管來源，獎金和其他收入一樣要交稅。從1987年的獲獎者羅伯特·索洛（RobertSolow）開始，美國獲獎者將不得不繳納獎金的50％給城市、州和聯邦政府。

　　頒發獎金的時機也會引起意想不到的結果，如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LucasJr．），理性預期理論的創立者，1995年遇到的情況。當他1989年與妻子協商他們的離婚協議時，他的妻子麗塔，認為丈夫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極大以至於讓她的律師在離婚協議上**一句話規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獲獎，“妻子將分得諾貝爾獎的50％”。獎金到達之後幾天，盧卡斯先生激動地收進了稅後約30萬美元而不是60萬，但他若在下一年獲獎則可得到60萬美元。“有協議就按協議辦”，盧卡斯後來說，如果不加上那個本應全力抵製的條款，他還不會確信這麽快就能獲獎。但是在芝加哥大學執教的盧卡斯現在對此事很理智，“她得到了那整所房子”，他*近說，“得到一半獎金總比什麽都沒有強”。他說他把得到的獎金放進了養老金賬戶，並且對此或多或少地淡忘了。

　　持相反的觀點的是1985年因儲蓄和金融市場理論而獲獎的弗蘭克·默迪利阿尼（FrancoModigliani），他現在退休了，住在麻省劍橋，他說他擁有雄厚財富的一個原因是在於免稅的＄225，000獎金，主要投資於股票指數基金，被他所稱的“股市泡沫”翻了許多倍。他拒絕說出他的股票現在的價值，但他說他把每天管理那些證券的工作交給了一個專業人員。現在他仍不敢對未來前途掉以輕心。在1987年以前，股市大跌，87年又跌，他在懷疑股市泡沫破裂時采取了行動。運用確保獲利的買賣期權股票相結合的方法，他買進了所謂“控製”（collar），產生的效果就像他賣出了所有的東西，但不負擔巨大的所得稅一樣。他說：“其代價是你把你自己擠出市場之外。”

　　當然，無法評價他退出市場是否正確。但當獲獎者隨著他們自己的投資本能行事時，結果往往比預期的差。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由於對經濟史的貢獻和羅伯特·佛格爾（RobertFogel）共同獲得1993年諾貝爾獎。佛格爾認為當時的股指太高——道瓊斯指數在3700點左右，因此，他們用獎金買了市政免稅債券。“這個舉動顯示了經濟學家對投資的一無所知”，諾思事後回憶道。道瓊斯指數在隨後的一個月又爬升到了11000點以上。

　　突然變動的匯市也使獲獎者們大吃苦頭。在新聞媒體報道獎金數額的時候通常用美元，但實際發放時卻是瑞典克朗。如果克朗在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貶值，那麽獲獎者所得的數額將會小得多。芝加哥大學的加裏·貝克爾（GaryBecker），把經濟理論用於人類行為包括種族歧視和犯罪這樣廣泛的領域，從而獲得了1992年的諾貝爾獎。他說曾想把克朗換成美元以防備突然的匯率波動，但是沒有花時間去做，兩個星期後他接到一個從斯德哥爾摩打來的電話，匯市危機在瑞士爆發了。他的120萬美元獎金在10月中下降了25％，變成大約90萬美元。“我在*初的兩個星期被這種投圈套物的遊戲搞得疲憊不堪”，貝克爾沮喪地說，“為此我吃了不少苦頭。”

　　羅伯特·默頓（RobertMerton），兩年前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吃了華爾街股市變化的苦頭，不過方式不同。他和費歇爾·布萊克（FisherBlack）、邁倫·斯科爾斯（MyronScholes）共同開發的關於確定期權股未來價值的方法對經濟學的影響很大，經濟學中沒有幾個其它的貢獻能與其相比。他們幫助培育了一個700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市場。在華爾街做了多年顧問工作之後，默頓在1993年成為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的合夥人之前就積攢了相當可觀的個人財富。長期資本管理基金是由約翰·麥裏威則爾（JohnMeriwether）建立的索羅門（Salomon）兄弟公司更名而成的。默頓在和斯科爾斯平分獎金及交完稅後淨得25萬美元。他把大部分錢都用來請親朋到斯德哥爾摩來分享他輝煌的時刻。那是一段輕鬆的日子。然而，一年以後長期資本管理基金資金劇減，報紙上一度奉承為“正確的選擇”的標題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胡亂湊合的學問家”、“諾貝爾獎得主們的教導也證明了他們一事無成”。“那非常痛苦，”默頓回憶道，“25年來這些思想在全世界被應用——用於股票交易、財產管理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如果媒體要是問‘你是否還用這些方法？’答案還將是肯定的。”“我將永遠不會真正從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的挫折中恢複過來”，他說。去年6月從長期資本管理基金退休了的默頓從未辭去他在哈佛全職的教學職務。現在他是摩根公司的專業顧問。

　　阿瑪提亞·森（AmartyaSen）作為**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亞洲人，1998年的諾貝爾獎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森用他一生的時間頻繁地穿梭於他的祖國印度和英國、美國之間。他是劍橋大學三一（Trinity）學院**個非不列顛人的院長，同時還是哈佛大學哲學和經濟學榮譽教授。“關於印度的不平等和嚴重忽視教育的現象我已寫了40年”，森先生說，他因為在社會福利經濟學，包括饑餓、貧困、人權等方麵的貢獻而得到諾貝爾委員會表彰。“現在我有了更多的發言權”。他的言論在亞洲得到了承認，已被人們崇拜為神人。上萬人湧到加爾各答體育場慶祝他的獲獎。許多新生兒都起名為Amartya（寓意流芳百世）。亞洲的***都迫切要與他見麵，包括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他認為森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獎金促成了西孟加拉財政官員承諾建立8000所小學。他一生都渴望去改變世界上窮人的現狀，他目睹了1949年孟加拉饑荒。他決定用獲得的94萬美元獎金中的40萬美元建立兩個信托基金，一個在印度，另一個在孟加拉。他以少年時代以後的家鄉普拉提奇（Pratichi）給信托基金命名，其旨在掃除文盲和愚昧，建立改善基本健康保障體係，特別防止危害婦女尤其是少女健康的情況。“有錢是很好”，森先生說，“但如果我有更多的錢，我不認為我會生活得更好，倘若我再得到大獎，我將全部投入到信托基金中去。”

紐約，10月底的一個早晨，羅伯特·芒德爾（RobertAlexander Mundell）坐在他那既時髦又雜亂的曼哈頓公寓裏。那魔幻般的時刻已經是幾周以前的事了：置身於神話一樣的盛況之中，他將接受瑞典國王所授予的沉甸甸的的金質獎章，上麵刻著諾貝爾的側麵像。

　　孟德爾先生67歲，是個長著火紅臉龐的加拿大出生的經濟學家，其理念為歐元（歐洲貨幣）的流通鋪平了道路，已經決定將如何花費這近100萬美元的獎金：修繕他托斯卡納式的豪宅和給兩歲的兒子尼古拉斯買一匹矮種馬。他還決定將獎金以歐元形式轉入他的帳戶，因為他認為盡管歐元*近疲軟，但歐元對美元比價必然要上揚。但是，這位裏根總統時期曾是供方稅**的智囊**顯然忽略了一個細節。“你的意思是……”，他問道，一絲不滿顯露在眉宇之間，“這是要繳稅的？”

　　從沒有人拒絕這個繼原來五個諾貝爾獎項之後於1968年增設的經濟獎。隨著人們對經濟學在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作用認識的不斷加深，諾貝爾經濟學獎聲威日著。這個獎對於獲獎人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他們被導向新的機遇，諸如財務的、職業的和個人生活方麵的，同時也有新的風險。正如1976年獲獎的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Fredman）所表述的“令你忘乎所以誇誇其談的那種誘惑幾乎是不可抗拒的”。

　　接下來就是錢的問題。使諾貝爾獎如此重要的並非單是其獎金總額，總額是變化，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足以使獲獎者辭去工作，這也許正是諾貝爾生前所希望的。其實這個獎更像一個電影劇本作者的一個片約或是中層經理的一堆期權股票，但是任何一種這類意外的收益很少能大到足以使“我應怎樣去花它？”這樣的問題值得一提。

　　對經濟學獎得主的訪談表明，他們所有的才智在謹慎理財方麵與平常百姓比起來似乎不相上下。令人吃驚的是幾乎沒有人把自己的獎金投到華爾街，他們明顯地認同因發明了投入—產出分析法而獲1973年諾貝爾經濟獎的華西裏·裏昂惕夫（WassilyLeontief）的觀點：“我喜歡在思想上探索，不喜歡在**上投機。”　　某些獲獎人把這意外收益用來給家人和朋友買機票到斯德哥爾摩共享慶典，另一些人則購買房地產，如弗裏德曼，買了位於舊金山的一所公寓。令人驚奇的是許多人把錢給他們的孩子們或是捐錢而成為慈善的捐助者。有些獲獎人則購買時間去追求所熱愛的公眾事業或是開始一項新的研究曆程，盡管他們收到獎金時的平均年齡已是69歲。

　　還有一些不同的例子是獲獎人沒有得到全額，有1／3以上的獎項是被一個或兩個共同獲獎人共享的。像那些科學獎一樣，總額被分給每個獲獎的人，其價值隨諾貝爾基金投資證券的行情運氣而變化。　　在80年代末期諾貝爾獎變得很豐厚，這應感謝斯德哥爾摩的“牛市”行情和巨大的房地產交易利潤。芒德爾獲得了790萬克朗（＄923，500），這是80年代中期一般獎金的兩倍。

　　正如芒德爾先生所發現的，美國政府*近成為諾貝爾基金投資成果*大的受益者。自從1986年國會修改了稅法以來，美國政府平等對待各種收入，不管來源，獎金和其他收入一樣要交稅。從1987年的獲獎者羅伯特·索洛（RobertSolow）開始，美國獲獎者將不得不繳納獎金的50％給城市、州和聯邦政府。

　　頒發獎金的時機也會引起意想不到的結果，如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LucasJr．），理性預期理論的創立者，1995年遇到的情況。當他1989年與妻子協商他們的離婚協議時，他的妻子麗塔，認為丈夫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極大以至於讓她的律師在離婚協議上**一句話規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獲獎，“妻子將分得諾貝爾獎的50％”。獎金到達之後幾天，盧卡斯先生激動地收進了稅後約30萬美元而不是60萬，但他若在下一年獲獎則可得到60萬美元。“有協議就按協議辦”，盧卡斯後來說，如果不加上那個本應全力抵製的條款，他還不會確信這麽快就能獲獎。但是在芝加哥大學執教的盧卡斯現在對此事很理智，“她得到了那整所房子”，他*近說，“得到一半獎金總比什麽都沒有強”。他說他把得到的獎金放進了養老金賬戶，並且對此或多或少地淡忘了。

　　持相反的觀點的是1985年因儲蓄和金融市場理論而獲獎的弗蘭克·默迪利阿尼（FrancoModigliani），他現在退休了，住在麻省劍橋，他說他擁有雄厚財富的一個原因是在於免稅的＄225，000獎金，主要投資於股票指數基金，被他所稱的“股市泡沫”翻了許多倍。他拒絕說出他的股票現在的價值，但他說他把每天管理那些證券的工作交給了一個專業人員。現在他仍不敢對未來前途掉以輕心。在1987年以前，股市大跌，87年又跌，他在懷疑股市泡沫破裂時采取了行動。運用確保獲利的買賣期權股票相結合的方法，他買進了所謂“控製”（collar），產生的效果就像他賣出了所有的東西，但不負擔巨大的所得稅一樣。他說：“其代價是你把你自己擠出市場之外。”

　　當然，無法評價他退出市場是否正確。但當獲獎者隨著他們自己的投資本能行事時，結果往往比預期的差。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由於對經濟史的貢獻和羅伯特·佛格爾（RobertFogel）共同獲得1993年諾貝爾獎。佛格爾認為當時的股指太高——道瓊斯指數在3700點左右，因此，他們用獎金買了市政免稅債券。“這個舉動顯示了經濟學家對投資的一無所知”，諾思事後回憶道。道瓊斯指數在隨後的一個月又爬升到了11000點以上。

　　突然變動的匯市也使獲獎者們大吃苦頭。在新聞媒體報道獎金數額的時候通常用美元，但實際發放時卻是瑞典克朗。如果克朗在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貶值，那麽獲獎者所得的數額將會小得多。芝加哥大學的加裏·貝克爾（GaryBecker），把經濟理論用於人類行為包括種族歧視和犯罪這樣廣泛的領域，從而獲得了1992年的諾貝爾獎。他說曾想把克朗換成美元以防備突然的匯率波動，但是沒有花時間去做，兩個星期後他接到一個從斯德哥爾摩打來的電話，匯市危機在瑞士爆發了。他的120萬美元獎金在10月中下降了25％，變成大約90萬美元。“我在*初的兩個星期被這種投圈套物的遊戲搞得疲憊不堪”，貝克爾沮喪地說，“為此我吃了不少苦頭。”

　　羅伯特·默頓（RobertMerton），兩年前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吃了華爾街股市變化的苦頭，不過方式不同。他和費歇爾·布萊克（FisherBlack）、邁倫·斯科爾斯（MyronScholes）共同開發的關於確定期權股未來價值的方法對經濟學的影響很大，經濟學中沒有幾個其它的貢獻能與其相比。他們幫助培育了一個700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市場。在華爾街做了多年顧問工作之後，默頓在1993年成為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的合夥人之前就積攢了相當可觀的個人財富。長期資本管理基金是由約翰·麥裏威則爾（JohnMeriwether）建立的索羅門（Salomon）兄弟公司更名而成的。默頓在和斯科爾斯平分獎金及交完稅後淨得25萬美元。他把大部分錢都用來請親朋到斯德哥爾摩來分享他輝煌的時刻。那是一段輕鬆的日子。然而，一年以後長期資本管理基金資金劇減，報紙上一度奉承為“正確的選擇”的標題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胡亂湊合的學問家”、“諾貝爾獎得主們的教導也證明了他們一事無成”。“那非常痛苦，”默頓回憶道，“25年來這些思想在全世界被應用——用於股票交易、財產管理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如果媒體要是問‘你是否還用這些方法？’答案還將是肯定的。”“我將永遠不會真正從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的挫折中恢複過來”，他說。去年6月從長期資本管理基金退休了的默頓從未辭去他在哈佛全職的教學職務。現在他是摩根公司的專業顧問。

　　阿瑪提亞·森（AmartyaSen）作為**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亞洲人，1998年的諾貝爾獎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森用他一生的時間頻繁地穿梭於他的祖國印度和英國、美國之間。他是劍橋大學三一（Trinity）學院**個非不列顛人的院長，同時還是哈佛大學哲學和經濟學榮譽教授。“關於印度的不平等和嚴重忽視教育的現象我已寫了40年”，森先生說，他因為在社會福利經濟學，包括饑餓、貧困、人權等方麵的貢獻而得到諾貝爾委員會表彰。“現在我有了更多的發言權”。他的言論在亞洲得到了承認，已被人們崇拜為神人。上萬人湧到加爾各答體育場慶祝他的獲獎。許多新生兒都起名為Amartya（寓意流芳百世）。亞洲的***都迫切要與他見麵，包括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他認為森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獎金促成了西孟加拉財政官員承諾建立8000所小學。他一生都渴望去改變世界上窮人的現狀，他目睹了1949年孟加拉饑荒。他決定用獲得的94萬美元獎金中的40萬美元建立兩個信托基金，一個在印度，另一個在孟加拉。他以少年時代以後的家鄉普拉提奇（Pratichi）給信托基金命名，其旨在掃除文盲和愚昧，建立改善基本健康保障體係，特別防止危害婦女尤其是少女健康的情況。“有錢是很好”，森先生說，“但如果我有更多的錢，我不認為我會生活得更好，倘若我再得到大獎，我將全部投入到信托基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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